范曾: 何期执手成长别 (zz)

  • 何期执手成长别  作者:范曾  
     
      赤橙黄绿、宫商角徵、芳草奇卉、甜蔗苦莲,那有色、有声、有香、有味的事物,斑驳错杂、陆离纷陈于前;宇宙洪荒、龙光牛斗、沧海广漠、崇山峻岭,那至大、至高、至奇、至妙的景象,穷方竟隅,并生遍列于后。迅雷激电、飘风骤雨、兔起鹘落,那是速度的光荣;晨晖暮霭、朝花夕拾、青丝白发,那是时间的慨叹。这一切,佛家说都是“空”,一切的描述都是皮相之判。然而这皮相的背后,有人偶开只眼,看到了“数”,他们之中的大智大慧者称为数学家。  
      
      景星祥云,移驻南开,这一天是伟大的几何学家陈省身先生执教五十年的庆典。一时间,欧西、亚太、国中群贤毕至。他们其中有法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博规农(Bourguignon),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阿蒂雅(Atiyah),中科院数学所所长杨乐,数学家严志达、胡国定、吴文俊等等。这都是用方程和数字构建不可思议大厦的俊彦。陈省身先生端坐主席台正中,显得有些兴奋。这其间有一位对数学完全是门外汉的范曾——我奉陪末座,也十分自在地厕身主席台上。这不伦的地位,不是出于虚荣,而仅是由于陈省身先生的坚请。开会伊始,免不了冗长而多余的祝词、介绍等等。我有足够的时间探讨深奥的数学问题。右侧是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数学家胡国定,我问他“什么是纤维丛?”胡国定说:“数学隔行如隔山,我无法很快捷而准确地回答你这问题”。我在南通中学时代的低一年级的校友杨乐,坐在我的左侧,我们知道,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和张广厚因解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数学问题,曾一跃而为国中光耀的数学新星。我转过头来问他:“什么是纤维丛?”杨乐寡于言谈,不无嘲讽地笑着说:“给你讲你也听不懂。”彼时大失所望的我对数学的神秘崇拜之心多于被奚落的寂寞之感。同时,因为都相互熟稔,三人相顾而嘻。不熟悉英文的我,听到主持的人念到FAN ZENG时,正傻坐着,微笑着,杨乐说:“你讲话。”当掌声和目光都朝着我的时候,我才走向了话筒,开始了胡言乱语。我第一句开头劈脸询问:“今天会场上谁的数学最好是不用说了,但你们知道今天这大会上谁的数学最差?”全场哄堂大笑,因为台下座的是全国各地的数学家、教授、博士生,最低的是数学系本科生。“从大笑中,我知道了你们的答案,当然很惭愧,是我。然而我要问你们,什么是数学?”这咄咄追问使会场顿时大为活跃,我不免回过头来看陈省身一眼,他正为我刚才的话笑声未止,瞠着他的一双大眼,揣度我又会出什么厥肆之词。我说:“数学,无色、无声、无香、无味,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无所不在、无远弗届、无所不包,没有‘数’的奇绝的构成,天地不是道家的混沌,便干脆是佛学的一片空白。”雷鸣似的掌声掩盖了我数学知识的浅陋。陈省身先生笑得前仰后合。这还不过瘾,我又问:“陈省身先生到底伟大在什么地方,我为讲演计,问过了胡国定先生,他作如此说,我又问过了杨乐先生,他作如彼说,总之一句话,不懂别问。啊!我举头望明月,我不懂你,但我可以仰望你,我不懂陈省身,但我可以仰望大师。”又是一阵激雨般的掌声,只见陈省身捂着脸哈哈大乐,主席台上各国的数学家都侧着身,向他鼓掌。我想古罗马的西塞罗,或许曾经享受过类似的听讲者的热烈回报和感应。于是我奉呈一首七律“纤维胡老说奇丛,便使神思入太空。造化沉浮多幻变,天衣散合总趋同。千秋大智穷抽象,一代学人沐惠风。此世门墙无我地,宁园小坐说云峰。”又送上一幅祖冲之的画像,我冲着陈省身说:“他不懂几何,他没有你伟大。”对我的演讲有一位持异议的人来到身边,那是极负盛名的大数学家严志达,他是我南通的老乡,他说:“陈省身先生和祖冲之一样伟大,他们之间有一千五百年的遥远阻隔。”科学家的严谨和诗人的豪兴大体区别于此。但我告诉严志达,外行话亦若童言之无忌,不能算数。严公颔首。然后又和我谈竹林七贤,他是数学家中对国学最有兴趣的人,这一点,他和陈省身时有龃龉,颇似文人之较劲。  
      
      我与陈省身先生的相识应感谢杨振宁先生,没有杨先生的介绍,也许人间没有陈、范的一段因缘。而杨先生的与我相识,则应感谢国务院教委的介绍,杨先生问教委外事处的人,有一位年轻的画家范曾,我喜欢他的画,教委托我作一幅画送杨先生,当时我很觉得荣幸。画毕之后,杨先生竟然亲自到崇文门我的寓所来看望我。杨先生的坦率、真诚、博大、睿智感动了我,第一次相逢,便预伏着永结同好的君子情怀。我拿出了一张大纸请杨先生写几个字留念,他说他不习惯用毛笔,于是拿了一支钢笔,他想了一小会,写了下列的话:“我很爱范曾先生的画,杨振宁”,字写得很小很小,而且笔画严谨不苟,于此我想起每逢展览会在签名簿上恣情放大姓名的人,不免用力过猛。文字语言的简洁,透出了杨振宁先生洗尽铅华的大朴无华。因为他研究的宇宙本质,在《老子》书中叫作朴。我又想起在数学上的“拓朴学”三字,那是奇美的名词,这名词是陈省身先生所起。陈省身先生一般对人客气,但“谦虚”,他似乎觉得多此一举,因为应谦虚的地方,他早就做到了,譬如他说,从小不用功,功课不好,觉得数学好玩,在脑中驱之不去,以至上早操的时候,全校同学都作上肢运动时,他会出人不意地、刺眼地高举起一只脚。据陈先生告诉我,在体操场上很容易找到他,那出格的必无第二人。还需要如何才是谦虚!当杨振宁在电视上讲到杨氏理论时,他说这理论可以管到下世纪、甚至更远时,我只觉得神圣之自尊乃是任何伟大的人物不可或缺的高尚品德。有一年元旦,陈先生收到两张贺年片,地址一模一样,是巴黎雪夫汉街十一号,一封是法国数学所前所长伯冉(Berger)的,一封是我的,陈省身大为惊讶,原来我与伯冉(Berger)住在同一座古典大楼之中,我在A门、他在B门,于是又有了我与伯冉(Berger)的一段因缘。伯冉(Berger)先生十分真诚地告诉我,“陈省身先生是大数学家,而我只是小数学家”,他还告诉我曾有一位日本的书法家写了一幅“天下第一”的中文牌匾送他,他不知其意,挂在客厅,后来有中国人来做客,告诉他意思,伯冉(Berger)大笑取下,说,所幸来的人都不识汉字。回国后,我告诉陈省身先生这件事,陈先生说:“他太谦虚,很杰出的数学家,至于大、小嘛,嗯,大体如此吧。”对于一位位居数学峰巅的人,他有着孔子“当仁不让”的担当精神。他决无丝毫的轻忽其他数学家之意,而数学上的< 或>这样的符号,就不是在月旦之评中可上下其手的事,那是依象而言,那是真实的存在。在我的记忆之中,陈省身先生一般亲切的称谓是直呼其名,如葛墨林、陈洪,更亲切的称呼是不用姓,这样的人几乎我只听到过一个人,那就是杨振宁,他呼之为“振宁”,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在背后称陈省身为“陈先生包括杨振宁先生在内都如此地尊重他。从电话中的“范曾先生”到“范曾兄”到“范曾”绝对经历了20年之久,其间的亲疏尺度,也有“数”。  
      
      我与陈省身先生的初次见面,那是在1986年他回国的日子里。杨振宁先生与他同时在南开,陈先生当时并无意回国定居,先生步履健顽,神采奕奕,一双大眼形状与毕加索相似,但其中所储藏则大异其类,毕加索狡黠、凶狠、偏激、自私,而陈省身则慧智、谐谑、宽大、威严,可能所有的人第一次见他之前都诚惶诚恐,宛如他的女婿朱经武先生先把微积分仔细地复习一下。而我则不然,看还看不懂,遑论复习?于是那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是不缺乏的,加上两个人都爱开玩笑,亦若朱先生谓之“臭味相投”,中国文雅的说法为“葭莩相投”。比第一次见杨振宁似乎更多了相逢恨晚的境界。陈省身先生的相貌,按我对骨相的判断:异相也。除眼大有异彩外,耳奇大——长、厚、阔、深四美具,挺拔、垂珠(耳垂如明珠)二难并,这样的杰出耳朵虽千万人无一焉。某人耳则大矣,然软巴巴地,宛似上帝以馀料随意捏就,那街边之卖花生仁的老者耳正不小,气则庸凡。陈先生有垂胆之鼻,可见气息宏大、吐纳不凡,而先生之声有如钟磐一般宏亮清彻,远闻之如深山古寺的梵音法鼓。即使隔八间屋子,那频高速缓的声音都会慢慢传来,那他平生用得最多的一词“好极了”,任何人一听即为之雀跃,至于他称赞的“好极了”的对象则有考证之必要。譬如每年他生日,每次人们都会送涂着彩釉的陶质寿星老给他,以此聚积日多,排列于他的客厅橱上,俗不可耐。相信送来的时候,他一定说“好极了”,这三个字表示了大地般的宽容,你看恢恢地轮上面生长着大木巨柯,也生长着野草闲花,我们难道不觉得冥冥之中大地正在赞赏它们——“好极了”。  
      
      我决心将陈省身先生放置于他为南开所建的宁园里这些粗俗的寿礼一扫而空,拿了奇石、东周青铜鼎、雕刻、仿清的硬木高几换下了那“好极了”的一切,然则扔了于送礼者不恭,于是我设“陈省身奖”,将寿星老作为奖品送给一次家宴中的所有客人:陈洪、葛墨林、张伟平、叶嘉莹,还有几位不熟知的数学家。不过有一绝对奇妙的想法来自我的倡议,让陈省身先生在像底惟一的一小块陶质犹露的地方签名,这一倡议使所有的人大为兴奋。到了为我签的时候才发现像底也上了釉,毛笔字上不去,我却奇想突发,这一位寿星老惟一的陶质却在头部,于是我请陈先生在那脑瓜上签字,先生大乐,欣然应命,这人间独一无二的陈省身先生的签名寿翁,至今立在我的书房,它变得那么高雅,那么珍贵。不约而同的是,陈先生仙逝之后我偶去叶嘉莹先生处,她几乎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物因人贵,人们不能忘记那一晚高人雅士的欢乐聚会。  
      
      日与先生熟稔,对数学问题的探讨也渐插垂天之翅,游于无极之门,而我的疑问也越来越多,这印证了“十个智者回答不完一个愚者的问题”的欧谚。而对在数学上配称“愚者”的画家我,陈省身先生绝对做到诲人不倦、有教无类。  
      
      我问:“人们大概不会知道你在想什么?”  
      陈省身:“那我就可以胡说八道。”  
      我问:“那你比别人为什么高?”  
      陈省身:“我做得简洁、漂亮。”  
      我问:“齐白石画到九十岁还有新意,您呢?”  
      陈省身:“类我类我,我也有新的发现。”  
      我问:“人们对大师之产生各有所说,你做何解?”  
      陈省身:“一半机遇,一半天赋?”  
      我问:“努力其无用乎?”  
      陈省身略停数秒钟,然后出人意外地回答:“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与成为大师是关系不大的,成功和成为大师是两回事。”这真是妙语惊人,而且越想越使人钦服,非大师不可作如是说。与此相应的问题,见于一次某记者对陈省身的采访。  
      记者:“大师是怎么出现的?”  
      陈省身:“唔——大师,大师——唔。”先生支支吾吾不知怎样才能使这位十个智者也回答不完问题的提问者满意。  
      “冒出来的。”在旁听得不耐烦的我真是冒出了一句妙语。  
      陈省身先生大为赞赏:“对,范曾说得‘好极了’,冒出来的!冒出来的!”  
      那记者的眼中露出了不解、茫然,先生习惯性的举起他的左手,作中止提问的示意。  
      
      古往今来,大师绝对是少数人、极少数人,既不可限以年月,树以指标,给以条件,他们不知何年、何月、何地、何因,霍然而起,伟然而生,卓然而立,那是无法解释的。以我之体会,大师必具条件有三:智、慧、灵。智,不光是好学可得,这并不有悖《中庸》“好学近乎智”的结论,好学者,只是“近乎”,而达到峰巅的“近”,宛若奥林克匹运动会短跑冠军刘易斯的成绩,恐怕得等一个世纪的努力才能打破。以此知这“近乎”不是“等于”。而慧,则是来源于先天之根性,佛学所谓“慧根”者也,生物学所谓DNA者也,那就是只属慧能而不属神秀的质的分际了。有智矣,有慧矣,而无灵,亦不足为大师,灵者,似有似无的感悟也,忽焉近在睫前,忽焉远在天边,灵者,如梦幻、如泡影,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灵者,迅捷而来,迅捷而去,绝对留不下一丝痕迹。而灵,绝对是古往今来一切大师不可或缺的光照,它是物质的存在?还是精神的本体?不去详为探讨了吧!灵,在阿基米德浴室的澡盆,在弗莱明贮葡萄球菌的平皿,在贝多芬的音符,在帕格尼尼的琴弦,在陈省身的公式,当然也在某些人的画笔。灵,如晨曦清露、中夜细霰,远望之有,谛视之无。它浸润着慧智之域,带给人们天心月圆、花开满枝的胜景。  
      
      陈先生为天津的少年们曾题“数学好玩”,这句话如出自平常人之口,那是索然无味的。而出自陈省身先生之口,那就包含了他的无限深情和他投身其中70年的漫漫求索。“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在他93岁高龄之后,他每天早晨四时起床,要解一个什么世界难题。而且他对下一世纪的数学家们提出新的难题,为此他作了一场令人感佩的讲演,他的思维如静影澄璧,清晰而透彻,闪烁着青年人一般的好奇心和创造欲,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不曾有第二位数学家像陈省身先生一样,表现出岁老弥坚的弘毅精神和不屈意志。然而这是苦役般的劳动吗?非也!——“很好玩”。什么是天才?尼采有云:“若狂也、若忘也、若游戏之状态也、若万物之源也、若自转之轮也、若第一之推动也、若神圣之自尊也。”我在“王国维和他的审美裁判”一文中曾引用之,这七点今正可验于陈省身先生之生命。“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孔子语),陈省身已为人瑞,犹作登数学奇峰之旅,非“狂者进取”而何?“狷者有所不为”,对世上异端怪说,疾恶如仇,有学生杨君持种种特异功能之书,呈于先生面前,先生大怒,推扔满地,下逐客之令,狷介之性时有令人骇异者。对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垃圾,绝对横扫,毫无商量。我告诉他:“您做得对”。陈先生说:“你认为这样是可以的?”我说“当然!”陈先生谈话,有时滔滔不绝,有时要言不繁,全看其性质而定。最简洁的时候,往往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斩钉截铁,不假任何题外的修饰。有一次我邀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于东艺楼我的画室小坐,谈得正高兴,走来几位物理学的博士生,滔滔不绝地向杨振宁先生问物理疑难,我听不懂,但从他们的表情和动作上判断出他们的语无伦次。从杨先生不太屑于回答的神态上,看出大师的忍耐力。正好坐在旁边的轮椅上的陈省身先生大不耐烦,举起左手,“别问了,你们成不了爱因斯坦”。可见我的判断不错。后来我问陈先生发脾气的原因,他说其中一人既愚蠢而又狂傲,“这样不可以,振宁不会愿意回答这些问题的”。还有一次在叶嘉莹先生的八十大庆上,有一位老而不重的先生于讲坛上訾议无状,信口雌黄,直呼陈省身、杨振宁先生之名而有并驾齐驱、共赴绝域之概。陈省身先生高举左手作狮子吼:“打住!我们老年人就是要少说话!”以上是我见到的陈翁三怒,这三怒非“神圣之自尊”而何?而尼采论天才的中间五点,亦皆陈先生穷奥溯源时的状态,这不只是陈省身先生所专属,古往今来之有大创造者,概莫能外的都有着这种天才的赤子之心、赤子之情、赤子之态。  
      
      记得陈省身先生75岁生日那天,陈先生彼时步履稳健,独邀我与叶嘉莹先生作一次小庆,听叶先生谈诗,当然是人生之至乐,我和陈省身先生都为之击节。我说:“今日不可无诗,陈先生您先来”,陈省身先生不假思索。一句诗脱口而出:“百年已过四之三”,我说:“妙!妙!数学家片刻不忘数学,此其验矣”。叶嘉莹先生以诗评的口气说:“的确好,宋人有‘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自有词以来,我以为用分数而入词者,可谓千年一遇,而又出于陈先生之口,简直妙得很”。于是我倡议每人作一首诗,第一句必用“百年已过四之三”以为庆贺,第二天交稿,因为陈先生点的珍馐尚未动箸,所以不作即席之吟,第二天写出后,叶先生对陈省身的诗一字不改,对我出韵的毛病提出了意见。后来这三首诗发表在天津日报,这是极有趣的人生诗篇。  
      
      佛家有云:“以逆境为园林。”人生道路不会一马平川,不踬于山者踬于丘,不踬于丘者踬于石。重要的是自己如何对待坎坷,人们如何看待你的坎坷。我当然不例外地遇到了这样的逆境,同时我却能如此生活于逆境之快乐中,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显然是伸出了援手、带给我无上快乐的两位科学大师。于是有了一场史所未见的“陈省身范曾教授谈美”的讲座,由物理学家葛墨林兄主持,这场讲座有着一个大的背景:  
      
      先是,有一位物理学家谈到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且不谈这比喻的不伦,而其所举之例证,实在有悖科学之精神。杜甫有“细推物理”便是第一个提出了物理学之名词;屈赋有“南北顺椭”字,屈原便发现了地球是椭圆形,“天问”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渐江运用了数学,创对称之山水等等诡言谲说不一而足。而画家们一夜间都深刻了起来,画出了一批十分费解的作品,而每张作品的背后都有着科学伟力的支撑。我断定是这位科学家使一向持重的恩师李可染先生勉为其难地画了生平一张最荒诞的题为“弦”的画,那是一根混乱而驳杂的粗细不匀的线,纠缠着。据说这“弦”已超过了多维空间、而和深奥的数学玄想连袂。陈省身先生请我去宁园看一本这位科学家的著述,他说这种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显得荒诞,他简捷地一语破的:“屈原大概不会知道地球是椭圆的”。他告诉我,一会儿有两位天津科技馆的人来,你替我接待一下吧。果然有二位来了,显得有些深刻。我说,这位著书的科学家大概是出于科学上的寂寞,折腾出这样的学说,牵强、荒诞而无聊,我和陈省身先生都不会支持你们所想举办的展览。然而奇怪的是展览会上偏偏展览了杨振宁的油画像和陈省身的雕像,意思是他们支持这荒唐的游戏。这样的欺世手段,也许为的是蒙蔽群众,也许根本上别有机心。我以为由真正懂得科学和艺术是两片水域的人来谈美,是一件十分有意味的事了。于是“陈省身范曾教授谈美”在南开园里拉开帷幕。陈省身先生站在数学家的立场开始了他有趣而深入浅出的论述,他谈到数字是那么的美妙,不可言说。一个神妙的故事以为滔滔讲说的开端:18世纪,在德国的一所学校,数学老师叫学生们回答1+2+3+4……一直加到100等于多少,少顷,一位年甫弱冠的少年站起来说:“5050”,这就是后来微分几何的奠基人高斯。接着我似乎听出“数”竟有“无理”、“有理”之别,有延伸于一轴自东而西的有理数与无理数,还有驻足于一个平面上的复数。有永远纠缠着你的开方不尽的数,譬如2,还有-1开方之后生出一个符号i,这就是虚数。接着陈省身先生谈几何,妙趣横生。理科学生们的兴高采烈和笑声,使我知道先生讲得精采,也跟着不甚了了地傻笑。他说:数学是一个至美的境域,数是一个奇妙的精灵。演讲既毕,有一个好问的学生站起来问:“你相信上帝的存在吗?”陈省身先生说:“这也是我想向你提的问题。”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陈省身先生退出了会场。接着我在朗诵了一段我的长诗:《庄子显灵记》中《智者——爱因斯坦》之后,谈到陈省身在普林斯顿大学与爱因斯坦的友情,告诉同学们今天这样的科学家已硕果仅存,只有陈省身先生和爱因斯坦的邻居能如此了解爱因斯坦。我的讲演着重谈科学和艺术是两片水域,科学重理性而艺术重感悟,同时对甚嚣尘上的科学与艺术的“一币两面说”渐有披靡国中之势抱着忧虑之心,我以为这正是打着科学的旗号,为后现代主义艺术张目和鸣锣开道。一个怪力乱神的艺术乱世将会来到人间,而当这样的魔鬼一旦从魔瓶之中窜出,那艺术的灾难便永远不可收拾,我们需要的是筑起水火不能人、虎豹不能侵的铁的长城。因为一种荒诞信念的侵蚀对民族精神的动摇,比火和剑具有更大的危害。和谐的追逐从古代的孔子、老庄到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一直绵延至今。使我们生活于有序的地球和人间,而后现代的所有失序,都在危及着人类的平静,其中充满着斗争和矛盾、噩梦和呓语,甚至戕贼生命和残暴酷虐。后现代不是美妙的信仰,不是诗意的裁判,它带给人类官能的反感和心灵的损伤。呼喊和谐,回归古典主义,与大美不言的天地相往还、相对话,是陈省身先生和我谈美的宗旨。葛墨林兄作了精彩的总结,他要同学们记着这一天,这将是人生难再的幸福的回忆。  
      
      前文谈到的纤维丛,必有奇美在焉,了解纤维丛的机会终于来临。在一次研讨陈省身数学的成果的大会上,吴文俊先生用他的南方口音讲,那是陈先生从宇宙取下了“一小块块”如何如何,整个会议除听清这四字而外,其他的公式都与我无关。参之杨振宁先生赞陈省身先生的诗:“天衣本无缝,妙手剪掇成。”我想,宇宙的天衣无缝、自然本在那是陈省身先生理论的依据,也是他与宇宙对话的核心。这“妙手”应是冥冥中的目的,那是谁的手?是西方的上帝?还是中国的道、天、诸天?无法说,那妙手必凭籍陈省身先生这样的数学家解析而后再行剪掇,剪掇出“一小块块”,重新把他略无缝隙地送回天宇。    
      
      有着童稚之气且好谐谑的陈省身有一次告诉我:“范曾,我有钱了,以后请客不用你出钱,全部我来付”。   
      “你从哪儿弄来的钱?弄来多少?”我挑战式地询问。   
      “100万美金,绝对够我们吃饭之用。”陈省身先生告诉我,第一届的邵逸夫奖决定授予他。   
      “哈,一言为定,你的这笔奖金,我们必须吃完之后,才允许你离开人间,一年我们吃它一万元美金,你还得活上一百年”,我大为兴奋了。   
      陈省身说:“一百九十三岁,嗯,可以的,一万元美金太奢侈,人民币吧”。态度有些认真。   
      “哈哈,那吃它八百年,你比上古传说中的活了八百岁的彭祖还高寿。”两人相与大笑。   
      
      数学家和哲学家有着不解的因缘,至高至尊的数学与哲学的邂逅,使两者相得益彰。从毕达哥拉斯到莱布尼兹都是大哲,同时他们更是伟大的数学家。大数学家的所向无敌的武器是逻辑,他们距逻辑越近则距具体的数字越远,那能心算10位数28次方的印度妇女,是卓越的算术家,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数学家。计算机,能在比数学家快一万倍的速度下计算数字,但它不是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平生不会使用计算机,也没有一次有求于计算机,他的玄想用不着它。南开大学要从数学经费中拨款购置一个硕大无朋的计算机,先生颇为不满。有司前来询探先生的意见道:“你是我们的旗帜,只须要你表一个态就可购买了。”先生说:“好吧,那就在旗帜上写‘陈省身不要计算机’。”不只对计算机不感兴趣,在日常生活中,陈先生也很少数字之计算,陈省身先生有一次在天津凯悦饭店请客,付款时,几百几十几元,他来回计算,最后的得数才和发票的仿佛。陈省身先生用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不要以为数学家必须有前述印度妇女的本领。   
      
      有一天,陈省身先生与杨振宁来我家,用不少英语词汇在谈话,原来在商量这100万美金的捐赠事宜,杨振宁先生提议的地方,陈先生都欣然同意。最后将100万美金一元不剩地送光。我看到了两位伟大的科学家是如此平淡地对待这100万美金,不仅平生所仅见,连我也不曾做到。所谓知识分子之“士节”,正在临财廉而取予义。大师风范,令人肃然起敬。以后所有的饭局,依旧在宁园的小餐厅进行,有时我从外边叫来淮扬系的“公馆菜”正合陈先生口味,可恨葛墨林竟吃不出好来,我和陈省身先生对葛墨林品菜水平的低劣,不免微词,陈省身先生准备请客800年一事倒是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于自己的寿数,陈省身先生怀着永年的信心,一百岁决非上限。   
        
      更大的喜事临门了,国际小行星联盟批准了北京天文台的呈报,对陈省身先生授予殊荣,以“陈省身”命名一颗天外的小行星。陈省身先生说:“有趣,很有趣的事”。似乎好玩之心胜于激动之情。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祖国的数学。他以为中国是可以成为数学大国的,为此,他竭尽精力,消磨了他生命的最后年月。   
      
      2004年夏,溽暑炎蒸,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烦躁,有一件事十分紧迫地时时缠绕着心灵。这种感觉来得突兀,来得猝然,得快快动手,刻不容缓。我不相信神的启示,但很多事使我对冥不可知的天地抱着敬畏。这高天厚地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它们之间那无形的业果,竟是那样不可思议。我立刻要画陈省身和杨振宁这幅大肖像画。这是陈省身先生2002年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提起的,当时我问是画肖像,还是画古人习用的行乐图格局,陈省身以为都可以,我答应了。此后,陈省身先生曾多次提醒我早动笔,也嘱葛墨林兄和裱画名师耿淑华催促,我总是告诉陈省身,叫他耐心等待。我相信真实的情感会使这幅画精美而生动,这是一幅世界科学巨人的对话,他们的友谊是科学史上的人文精神之典范:既有深邃博大、不可端倪的科学精神;又有温文尔雅、亲和诚信的东方风仪。   
      
      既开笔之后,我绝对是处于一种冷静的理智与奔突的热情交会状态。心往笔走,八龙蜿蜿,玉软并驰。那时,天地精神奔来腕底,一笔一划,无非生机。当陈省身先生双眸既出,我就断定了此画的必然大成,那莹莹而欲动的眼神,包含了他阅尽人间繁华归于淡泊寡欲之境的崇高,包含了他探究宇宙奥秘、深入不测之域的睿智,当头部画毕,陈省身先生已跃然入目,如闻瞥咳,如坐春风。一个半小时过去,由于激情,也由于天热,汗涔涔而透衣矣。   
      
      然后画杨振宁先生,这时最是艰难,由于我从不打铅笔底稿,下笔乾坤已定,非有峻极的本领不可如此从事。杨振宁的眼神必须落在两米远的地方,必须与陈省身先生的眼神相碰撞。这不是寻常的一瞥,是世纪科学峰巅的晤谈,目遇而神授,堪称传神杰作。在此,我无意伪为谦揖,我想,是两位伟大的人物给了我灵感,即前文之所“灵”。   
      
      大画既毕,先请葛墨林兄欣赏,他当时的惊讶和快乐难以言表,不停地说:“太妙了”,当晚他通知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第二天陈省身先生从天津赶到北京碧水庄园我的寓所,当轮椅推到这丈二匹的大画前时,先生大喜过望,几乎是高声地喊着说:“伟大!伟大!”接着玩笑地补充说:“我和振宁跟着这幅画不朽了!”我说:“你正说反了,我跟着描画的伟大人物不朽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如此的兴奋,比起那天上的小行星,这幅画似乎更“有趣”,“很有趣”。   
      
      第三天杨振宁先生带着一个留美的物理学博士来看此画,杨振宁说:“陈省身先生画得太像了,我自己看自己,不如别人看我”。于是他问博士,“你看像不像我?”博士说:“太传神了,太像了。”杨先生的兴奋不亚于陈省身先生,当晚他传来了fax, 激赏此画,尤其对画上题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和诗:“纷繁造化赋玄黄,宇宙浑茫即大荒。递变时空皆有数,迁流物类总成场。天衣剪掇丛无缝,太极平衡律是纲。巨擘从来诗作魄,真情妙悟铸文章”备极赞赏,以为虽英之大诗人蒲柏(pope)之作无以过。   
      
      然而,不幸的事从天而降,六合的大雾笼罩着,天地一片茫茫,真个茫茫!巨人因心脏病倒下了。飞机停航。我从济南乘火车直奔天津,直奔天津医学院总医院。先生正在昏迷之中。奇巧的事发生了,当我站到病床边的时候,先生霍然醒来,睁开着一双大眼,口中模糊地发出“范曾,范——曾——”的轻微声音,而且颤动着右手,似乎想抬起来握手,我紧紧地握着先生的手,他完全没有表情,一会儿又昏迷过去。他一生最后讲的两个字,就是“范曾,范——曾——”,这光辉生命最后的一抹馀霞我见过了,那是平静的。天色渐暗,先生的心脏测仪上,由微波而划为一根线,一根绝对无情的线。   
      
      我和葛墨林、张伟平默默地将先生送进了太平间,时值隆冬,像地窟一样的寒冷,人们相顾流着无言的泪,更无语言,何须语言,夫复何言!   
      
      陈省身先生的女婿,卓越的物理学家朱经武先生说,“他是带着快乐走的,有三件事:小行星的命名,邵逸夫奖,还有他看到了您画的这幅画”。  
      
      从淌着血的心灵里流出了一首痛定思痛的诗:“大雾茫茫掩九州,中天月色黯然收,何期执手成长别,不信遐龄有尽头。一夕宁园人去后,千秋寂境我悬愁,遥看亿万星辰转,能照荷塘旧日鸥。”   
      
      南开园的新开湖畔,深夜里一片烛光,上万的莘莘学子,举着闪动的蜡烛,向我心目中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告别。庄严肃穆,悄焉寂然,没有哭声,也没有抽泣。只有无法慰藉的哀思举起了崇高的无际光焰,象征着他智慧的光亮,这光亮曾照遍人类的几何学圣地。   
      
      告别大会隆重而悲哀,人们都记得杨振宁先生对陈省身先生的崇高评价,记得他诗中将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嘉当、陈省身列为人类几何学的五座丰碑。卓越的数学家邱成桐先生说:“我们以毕生的精力,也做不到陈先生十分之一的工作”。我想,这不是谦虚之词。   
      
      人们在哀乐声中仰望长空,夜色已浓,那一颗闪烁的行星——陈省身已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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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范曾先生的这篇文章已经收入他的新书《大丈夫之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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